第111期：国门是如何打开的——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（八）

四、经济特区的决策与筹建

广东、福建两省率先对外开放，来自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。由于地理上的原因，广东、福建面临的压力比内地更大，对发展机遇的感受也更敏锐。特别是广东省，毗邻香港与澳门，历来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，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，依然可以算是一个向外敞开的窗口。此外，香港知名人士也与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保持着往来。从1957年起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每年举办春秋两届。每年还有大批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回国探亲。与内地相比，广东的官员和民众对香港及海外的情况和动向并不陌生。

对广东省领导人触动最大的，莫过于持续不断的边民偷渡逃港事件。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，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就没有停止过，其中1957年、1962年、1972年和1978年形成了四次偷渡高潮，来得最为猛烈的则是1978年至1979年。偷渡逃港的根本原因是境内外经济差距巨大。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34元人民币，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000元港币，这对边境农民具有强大的诱惑力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，国门初开，进出境旅客大增，大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国探亲观光，同内地亲友和群众广泛接触，并带进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。在当地，家族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，生活条件对比十分明显。更有昔日偷渡客，在境外获得成功，回乡探亲时被奉为上宾，在民众中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，于是许多人不惜冒死逃港。1977年11月11日，广东省委将逃港事件向正在广州的邓小平做了汇报。邓小平听后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”，“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”。对此，广东省的领导人同样心知肚明。

1978年3月，国家计委、外贸部工作组到宝安、珠海就建立出口生产基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与两地共同制定了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、五年规划。5月6日，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考察组经与广东省委习仲勋、刘田夫等人共同商议，回京后向中央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、珠海划为出口基地的意见，获得同意。1979年3月5日，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，珠海县改为珠海市。此时的出发点是扩大出口、增加外汇，还没有建特区的思想。不过，国务院在批复中有一句话：“吸收港澳同胞和华侨的资金，合建工厂、农场和其他事业，也可试办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