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4期：国门是如何打开的——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（一）

〔摘要〕1978年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了一条共识：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，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。进入1979年，“大引进”遭遇到资金瓶颈，不得不进行调整，但对外开放的步伐却加快了。中央批准在广东、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，建立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，为对外开放找到了突破口。从引进成套设备到利用外资，再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，禁区不断被打破。虽然经历了种种争论和挑战，对外开放的地域却不断扩大——1984年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，1985年开放珠江三角洲、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，一种由经济特区、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区组成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。

一、“大引进”遭遇瓶颈

1978年的“大引进”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。然而，当时从中央领导层到各部门负责人都表现出求成过急的倾向。1978年共签署了78亿美元引进合同，其中31亿美元是当年最后十天抢签的。所签项目大部分以现汇支付，而1977年中国出口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，外汇储备很快就捉襟见肘了。此外，引进项目还需要国内投配套资1300亿元人民币，相当于上年全国财政收入（874亿元人民币）的1.5倍，缺口也很大。

陈云对“大引进”计划有相当的保留，他找有关人员说，引进这么多资金，又那么容易，但考虑过没有，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，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？1978年12月10日，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，就经济问题提出五点意见。他说，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“伟大进军”，必须既积极又稳重。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，不要一拥而上。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。各方面都要上，样样有缺口，实际上挤了农业、轻工业和城市建设。1979年1月1日，李先念请华国锋、邓小平、陈云、汪东兴审阅批准《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、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（草案）》，其中国家计委在安排1979年生产计划时留有物资供应缺口。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：“我认为不要留缺口，宁肯降低指标。宁可减建某些项目。”1月5日，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、邓小平、汪东兴，指出：“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。”邓小平阅后批示：“请计委再作考虑。”1月6日，邓小平找余秋里、方毅、谷牧、康世恩等四位副总理谈话，肯定陈云的意见“很重要”，“请计委再作考虑”。

1979年3月14日，李先念与陈云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，提出“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”，并提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，以陈云为主任，李先念为副主任，姚依林为秘书长，成员有余秋里、王震、谷牧、薄一波、王任重、陈国栋、康世恩、张劲夫、金明。为了转变党内高层的思想，从3月到4月，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、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，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。陈云批评1978年搞“洋跃进”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，并点名批评说：冶金部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钢铁工业，它不知道这件事的厉害。3月23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，邓小平讲话，支持陈云的意见。他说，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，这是个大方针、大政策。华国锋最后讲话，也对此表示同意。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“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”的方针，决定从1979年起，用三年时间，认真搞好调整，同时进行改革、整顿、提高的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