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7期：国门是如何打开的——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（十四）

2月11日至13日，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专门召开广东、福建两省座谈会，两省省委常委、党政领导悉数到会，广东被叫到北京的有18人，在历史上绝无仅有，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会上，任仲夷、刘田夫如实汇报了广东走私贩私、贪污受贿等情况和省委所采取的措施——广东在上一年3月和8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大规模的反走私行动，走私贩私活动已在减少，而不是发展，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。胡乔木、胡耀邦等先后讲话，谷牧、余秋里、韦国清、姚依林、彭冲、王鹤寿等人都发了言。会场气氛严肃，有人说广东对走私贩私“放羊了”，有人说“广东这样发展下去，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”。还有人说，走私贩私不是孤立现象，反走私斗争是当前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反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严重斗争的重要环节。他把走私贩私定性为一种“阶级斗争”。任仲夷和刘田夫不同意广东“放羊了”的说法，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，走私贩私、投机倒把同实行特殊政策、灵活措施的界限；在处理罪责时，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。尽管存在争议，但中央明确表示，对两省的政策只有总结经验，继续前进，不会改变，这也是任仲夷最为关心的事。事实上，这次会议并没有让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放心，会后胡耀邦向常委会汇报，有常委认为：广东的工作不是“活”得不够，而是“活”过头了；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，有些问题没讲清楚。2月19日，任仲夷、刘田夫再度被召到北京，胡耀邦等传达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，并与他们长谈。为了帮任仲夷“过关”，胡耀邦要他递交一份检讨书。这次进京被一些人戏称为“二进宫”。3月1日，中共中央将两省座谈会纪要和胡耀邦、胡乔木等的讲话批转全党，并附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的《旧中国租界的由来》，矛头直指深圳特区。邓小平反走私的态度也是明确的，他在4月1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《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》时说，开放搞活以来“不过一两年时间，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”，“犯罪的严重情况，不是过去‘三反’、‘五反’那个时候能比的”。这股风来得很猛，如果不刹住这股风，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“改变面貌”的问题。他说，我们说不搞运动，但一定要说，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，至少伴随到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的那一天。

任仲夷面临一个难题：既要贯彻中央会议精神，又要稳定广东局势。他担心，有些话如“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”，“宁可让业务受损失，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”等，如果照本宣科传达，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，内地也会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。回广东前，任仲夷问胡耀邦怎么传达，胡耀邦回答得很干脆：“哪些话可以传达，哪些话不可以传达，由你自己定。”这给了任仲夷一定灵活性。据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雷宇回忆，任仲夷从北京回来后曾询问他：“这个报告怎么做？”雷宇答：“上头下头，两头都很重要，但根本还是下头。如果两头不能兼顾的话，就要保住下头，如果下面搞乱了，最后要负责任的还是你。”3月20日至4月3日，广东省、地（市）、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。会议开了15天，许多干部抱着挨批评、受处罚的心情到会，但任仲夷的讲话打消了他们的顾虑。任仲夷代表省委承担责任，并强调，中央让广东实行先走一步的决策是正确的。他还提出了“两个坚定不移”：“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坚定不移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。”任仲夷的方针是既要严厉打击走私和经济犯罪，又要保护大批干部；界限是只要不往自己口袋里装，就不过分追究个人责任，主要是吸取教训；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，对干劲足、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。其间，他三次到深圳给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撑腰打气。经过这场风雨，广东的干部都非常感激。两省会议后，中央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到广东住了半个多月，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，基本肯定广东和任仲夷的工作，邓小平批给政治局常委传阅，此事基本过关。